据悉，早在2012年，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已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。但此后，全国统筹推进步伐缓慢，甚至一度陷入停滞。
　　
　　有专家认为，统筹层次太低是目前社保制度一切弊病的根源。便携性问题、投资运营问题、财务风险问题和可持续性问题的解决，都要求提高统筹层次。
　　
　　事实上，从养老保险收支情况看，各地差异巨大，全国统筹已迫在眉睫。记者从人社部得到的数据显示，2014年，养老保险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有北京、辽宁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山东、广东、四川，上述8个省市的基金收入就占到总收入的52.7%。支出超过1000亿元的有辽宁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山东、广东、四川，7省市的基金支出占到总支出的44.7%。
　　
　　从基金结余情况看亦是如此。截至2014年底，广东省累计结余达到5128亿元，北京、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四川结余也超过或接近2000亿元。但贵州、吉林、天津等15个地区的结余均不及500亿元。2014年养老保险的可支付月数也极不平衡，广东、北京分别为50和30个月，但黑龙江、天津、陕西、吉林4个省市和新疆兵团的可支付月数均不到10个月。
　　
　　“养老保险制度的全国统筹是优化社会统筹制度的最重要的契机。”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杨俊表示，随着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的出台，可以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国的整体规划，消除地区之间因为负担比差异而导致缴费压力轻重不一，也可以通过地区之间调节资金余缺，起到化解地区负担比差异，实现互助共济的功能。
　　
　　不过，基于一些历史因素，全国统筹必然面临阻力，其中最大的阻力之一就是各个地方固化的利益格局。
　　
　　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认为，推进养老金全国统筹，必然会出现用东部盈余的养老金来弥补处于亏空状态的中西部地区，这将引发东部地区的不满，对提高养老金统筹层次形成阻力。
　　
　　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也持有相似观点。首先，由于养老金管理的层级很低，现金流收入与支出及其核算主要发生在县市级政府，真实资产也沉淀在这一级，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只有账簿，而不掌握基金；其次，由于统筹层次太低，各级政府对养老保险制度都有出资的义务，这就说明事权和财权是分散的，即资产的实际保管权在地方，但名义上的决策权却在中央，“夹”在中间的省级政府向中央政府负责。
　　
　　“这意味着，从理论上讲，各级政府都拥有养老保险的财权，但事权则与之不完全匹配。”郑秉文认为，地方政府虽然只有基金的“保管权”，没有决策权，但久而久之，基金规模不断扩大，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利益，并且越来越固化，“20多年来，这是统筹层次难以提高的真正原因之一。”
　　
　　对于实现全国统筹的关键，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认为在于利益关系平衡，尤其是中央、地方各级政府具体负什么样的责任，要落实和平衡。在资金配置上不会“一刀切”，可能采取全国统筹调剂的模式：“最关键的就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和权利，具体的方案出台后，不能只有中央有积极性，机制建立后不能都等着中央出钱，地方完全没有积极性”。
　　
　　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褚福灵对《经济参考报》表示，养老金全国统筹不能操之过急。养老金全国统筹只是手段而非目的，不能为了统筹而统筹，而是要等到制度、管理、技术、认识等方面的条件具备后，再加以推行。另外，中央与地方都要负担新的责任——中央应该负责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养老金的预算、政策、技术等；地方政府应该依法负责养老金的收缴和发放，“双方应该拧成一股绳”。